印度数据频调整惹争议

　　实际上，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相比，印度的计算数字甚少受质疑。在某种程度上，这还要感谢当年英国殖民者留下的文官体制，独立后的印度不只沿用了这种制度，还经过宪法和其他相关法令的安排尽量削减政治对文官部队的影响，为印度文官们树立了一个高度专业化集体的形象。但是，莫迪上台后，印度国家计算局（Central Statistics Office,CSO）几回调整与经济产出有关的数据，每次都引发了从政界到学界的争议，连带着它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也遭到质疑。

 

　　2015年初，莫迪上台还不满一周年，计算部门就发布了新的GDP系列数据，这次调整首要是将基年从2004/2005年调整为2011/2012年（注：印度的财年为每年4月至来年3月），另外也弥补了新数据、完善了计算办法。

 

　　虽然调整基年是印度的计算惯例，国家计算局每隔五年到六年就要调整一次，但这次的成果出来后仍是令社会各界感到意外：2012/2013年与2013/2014两个财年的增加率别离调高了0.4个和2.2个百分点，升至5.1％和6.9％。这显着与民众的感受不一样——通胀高企、卢比急贬、外汇储备吃紧，其时央行已不得不连续调高利率，而需求方面出口、出资双双下滑，这种情况下经济怎么或许实现近7％的增加？而且，依照新数据、新计算办法，莫迪执政第一年的增加率更是高达7.4％。即便商场信心由于新政府上台确有康复，经济向好也渐露端倪，但从复苏到起飞仍是有必定间隔。

 

　　其时质疑之声首要来自学术界。苏布拉玛尼安时任印度财政部的首席经济参谋，他在当年掌管完结的《2014-2015印度经济调查》中，特别指出新数据系列与多项经济目标存在不匹配的问题，但他也供认，“除非有更长的时刻序列数据可供剖析，并且能够切当知晓计算部门究竟弥补了哪些新数据、调整了哪些计算办法，不然现在的数据系列很难解说过去几年印度经济的运转轨道。”

 

　　随着印度2019年大选的临近，印度国家计算局又在2018年11月发布了新系列数据的弥补版，这是依照新计算办法整理完结的2011年之前的数据，以便与已启用的2011年之后的新基年数据形成对照。这本是学界期盼良久的事。但是依照新发布的数据，联合进步联盟（UPA）执政时期（2004年－2014年）的平均增加率现在降到了6.7％，而在旧版计算中UPA两届任期的增加率别离高达8.1％和7.4％。

 

　　对此计算部门内部也没有形成一致。早在年初，由已退休或现任的高级文官组成国家计算委员会（NSC）就编制了一份新系列数据作为定见版放到了网上，其中给出的两届UPA执政时期的增加率别离为8.4％和7.7％。政府对此的解说是，这份报告仅仅草案，不做定论。

 

　　政府对不同计算成果的取舍，难免会让反对党猜忌这背面的政治动机。反对党实际上不只对成果不满，而且对数据发布的办法也有定见。按惯例，计算数据经由国家计算局搜集整理、并最终发布，即便总理、财政部长和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副主席（总理兼任主席）也只会比一般大众提早两小时获知音讯。而此次却一反惯例地由国家转型委员会（NITI Aayog）率先发布数据。NITI的前身就是国家计划委员会，总理及内阁成员及各邦首席部长都是现任委员，因而在一般大众眼里它有着很强的党派性。现在由它来发布音讯，在反对党眼里这不只是功能的越界，而且也是对国家计算局的权威性和政治中立性的损坏，为以后政治势力干预计算作业、让数据为政治意图服务打开了方便之门。

 

　　紧接着，2019年初正当大选进行得如火如荼时，印度国家计算局又发布了第二轮修订过的2016/2017财年经济数据（注：为不断完善数据，国家计算局在每个监测周期结束后还会依据弥补的信息定时或不定时地修订之前发布的数据），将该年的经济增加率从7.1％提升至8.2％，在同期发布的第一轮修订过的2017/2018财年数据中，经济增加率从原来的6.7％提升到7.2％。

 

　　鉴于莫迪在2016年11月推出了废钞政策，又在2017年7月全面铺开一致的产品和服务税（GST），前者造成流通中现金严重缺乏，后者则短期内增加了出产和交易的不确定性，全体经济因而遭到冲击。国家计算局现在进步这一时期的增加率，显着与全社会普遍认知相违。最令人不解的是，在进行2016/2017财年第二轮数据修订时，它只比上轮多获得了一些有关非上市公司的信息，那么它大幅进步农业产出的理由又何在呢？

　　总归，印度国家计算局上述几回对数据的调整，不只令经济学家们感到困惑，也令反对党们越来越不满，以为这都是政府操作的成果。但他们的辩驳多缺乏学理剖析，大可归于理性，直到苏布拉玛尼安在哈佛发表了一篇题为“印度GDP错估的或许性、违背程度、机制与启示”的作业论文，成为一直以来丢入计算深潭中最大的一颗石子，也激起了最高的浪。

 

　　苏布拉玛尼安2017年才离任印度财政部首席经济参谋，是一个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毕业于牛津大学，曾长期供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学养深厚。在人们心目中，由于掌握着更多有关印度经济决策、经济运转的信息，曾经是“内部人”的质疑更令人信服。对于苏布拉玛尼安来说，由于政府已经将数据系列弥补完好，满意了他在《经济调查》中提到过的“判别数据可信与否，需求一个更长的时刻序列”的条件。

 

　　首要，他选取了17个在2001年－2017年间与经济增加有着很强相关性的目标：用电量、石油消耗量、商用轿车销售量、拖拉机销售量、工业出产指数、信贷额等等，与GDP进行回归剖析，一是发现它们与GDP的关系在2011年前后改变很大，之前17个目标中有16个呈正相关，而之后就变为17个中有11个呈负相关。二是发现2011年之后无论正相关仍是负相关，17个目标中的大部分与GDP的相关程度都有显着削弱。上述现象一般很难呈现，除非经济结构有了根本性的转变，但印度显着没有，它仅仅调整了计算办法。

 

　　然后，他又挑选了四个官方很难涂改、又很容易进行国际间比较的“硬目标”——信贷额、用电量、进出口额，相同与GDP进行回归剖析，再就这种关联性与其他国家进行横向比较。他发现在2011年之前，在印度这四个目标与GDP的关联性和其他国家比较并无不同，但在2011年之后，它们与其他国家产生了显着的差异。这仍然只或许解说为新计算办法在作怪。

 

　　最终，他又归纳了其他国家四个目标与GDP改变的关联性以及在印度这种关联性或许存在的正常动摇范围，推算出2011年－2017年间印度GDP的实际增加率应该在3.5％－5.5％之间。

 

　　苏布拉玛尼安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也意识到了计算数据之争背面躲藏的政治斗争，为了表明他立场中立，他更多着重此项研讨是为了找呈现在印度计算学家和技术官僚使用的计算技术和办法的缺乏，至于或许引起计算成果高低改变并不是他真正关怀的。但以他曾经的官职和在学术界的位置，这篇文章的影响很快就超出了学术界的范围。莫迪政府也不得不认真对待长期以来就存在的对印度经济计算数字的质疑之声。